Ｓ・Ｓ・范・達因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解說：「家族悲劇型」解謎推理的最高傑作

劇透提醒本文收在書末，內容涉及故事情節，建議讀完全書再讀。

Ｓ・Ｓ・范・達因（S. S. Van Dine）所創作的菲洛・凡斯探案，在第三部作品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挑戰了「家族悲劇型」解謎推理——本作被許多作家、評論家認為是凡斯探案的最高傑作，包括約翰・狄克森・卡爾（John Dickson）、江戶川亂步、朱利安・西蒙斯（Julian Symons）、有栖川有栖等知名推理作家。

蘇聯導演謝爾蓋・艾森斯坦（Sergei Eisenstein）曾經如此評論過推理小說：「私有財產意識形態最鮮明的表現形式之一。」我們可以這樣解讀，正是因為法律正式保護了私有財產，對私有財產的侵犯才構成了國家必須介入的犯罪。社會學家埃內斯特・曼德爾（Ernest Mandel）則直接用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制度，來解釋十九世紀推理小說的興起。

這個論述為何與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有關？正如同故事中的背景設定：死去的格林家主人托比亞斯留下了一筆龐大的遺產，但對妻子、子女卻設下了極為嚴苛的遺囑規定。一旦不遵守，將被逐出遺產名單之列。為此，格林家一家人縱使彼此關係不和，長年交惡、衝突不斷，仍不得不守護這座古宅，自由受限，等同於被強加精神上的沉重枷鎖。是的。這就是格林家的亡靈「守護」私有財產的務實作法——藉由控制活著的後代，來延續家族的「榮光」。因此，遺產的繼承，就成了推理小說中永恆的犯罪動機，也成為「家族悲劇型」作品的核心主題。

為了詮釋這個主題，范・達因為本作附上大量的宅邸、房間平面圖，讀者得以與凡斯一同勘驗現場、還原每一樁命案的犯罪情境，無論是腳印方向、槍聲時差、深夜幻覺等等，都可以利用這些平面圖進行推理。此外，敘事者「范・達因」在故事正文一句台詞都沒有，相對地，卻反而在凡斯每一段博學論述的字裡行間補充大量註腳，引經據典，一方面展現了作者對邏輯系列的極度堅持，一方面也強化了全作嚴謹而奇巧的真實感。在揭開真相的前一刻，甚至羅列了九十七——不，九十八條「案情彙整」作為連續命案的總結，象徵百分之百的「公平遊戲」。最終的解謎，更援引真實犯罪學家漢斯・格羅斯（Hans Gross）的百科全書式案例，為故事中的不可能犯罪手法背書，呈現出「現實比小說更令人難以置信」的戲劇效果。

在人物的塑造方面，范・達因也做了極為大膽的實驗。格林家每個成員的精神狀態都是瘋狂、扭曲的，他們彷彿像是被遺產詛咒一般，對其他家人的死亡極為淡漠，甚至透露了一種近乎愉悅的冷血姿態，這彷彿是人類在鉅大遺產壓力下心智被徹底壓碎的表徵，令人不寒而慄。

這些極具啟發性的設計，在日後的作品中反覆被使用。艾勒里・昆恩（Ellery Queen）將「案情彙整」具體地改為「向讀者挑戰」，這是「公平遊戲」的明確宣示。大量的宅邸、房間平面圖，則成了解謎推理小說、不可能犯罪的「標準配備」。一群性情古怪、難以共處的人們被迫齊聚一堂，無論是誰死了，都不會有人落淚……種種經典元素，無可勝數，直到今日的日本新本格浪潮都仍然經常可見，足證其影響力之深遠。

菲洛・凡斯系列探案的廣受矚目，也帶動了影視改編的浪潮。當時適逢默片、有聲電影的轉捩點，凡斯首部電影是《金絲雀殺人事件》（1929）年，電影公司派拉蒙（Paramount）發行了兩種版本，由威廉・包威爾（William Powell）主演凡斯。

同年，同樣由威廉・包威爾主演的凡斯探案電影，正是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。同時，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已經創下五十萬冊的銷售紀錄。而派拉蒙為電影搭建的格林家片場，也是由范・達因親自設計的（見附圖，來自雜誌《Photoplay》一九二九年九月號）。其後，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又在美國翻拍為《謎團之夜》（Night of Mystery，1937）、在義大利翻拍《La fine dei Greene》（1974）、在捷克翻拍《Vyvraždění rodiny Greenů》（2002），是凡斯探案翻拍次數最多的作品。

從歐美到日本，從歐美古典本格到新本格，《格林家殺人事件》都以不同的變奏形式反覆顯影於後續作家的筆下。我們此時再次重新閱讀它，不僅是回味一樁精巧的謎案，更是目睹一部推理類型史的典範正在被鍛造成形，理解一百年以來所有「家族悲劇型」解謎推理的敘事起點。